但是让人没想到的是，到这样的局面逐渐形成的时候，刘显世竟然突起异军，一下在将贵州的军政大权独揽于手，并且将两派之人，重新拆分打乱，直接的将两派之根基混于一潭，并且告诫他们亦或者是说通过一些途径从而使得两派之人清楚地知道，现在贵州的政权兵权已经与他们无关了，而且刘显世还明确的告诉他们，希望他们能够从这个时候开始，同心协力的辅佐他，毕竟此时贵州的第一把交椅，是在自己的屁股下面。
刘显世的话虽然看似平常，但是对于他们这些专门研究政治的人精来说，这些平常话已经足以告诫他们应该如何了，所以可想而知的，他们会如何的选择，毕竟在生存面前其余的一切，都显得无力，更何况，如果连生存都无法保证的话，那么一切还不都是虚幻的吗
所以两派人自然而然的归附到了刘显世的麾下，而且刘显世这个人怎么说那，也是懂得如何用人的，这从刘显世的一系列行为能够看得出来，刘显世在政治倚重何麟书郭重光熊范舆张协陆等人为首的耆老会成员，这一系列的成员也被称之为老旧派。
而在军事方面那，他则是倚重其外甥黔军总司令王华及手下将领袁祖铭张云汉何应钦谷正伦等人，以及部分耆老会与宪政派的部分有用之人，组成军事建制，从而彻底的将贵州的军权以及政权实际的且完整的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耆老会的众人，在思想颇为老旧，趋于保守，主张黔人治黔和保境安民，抵制民国其它势力及思想染指贵州，奉行地方保护主义。此前，何麟书在铜仁被困时，孙先生曾派代表二人前往调解。两代表调解未果，赴贵阳途，在凯里炉山被害，而至于到底是什么将这两位不辞辛劳，前来调解的要员弃尸荒野却不得而知，成了所谓的无头公案。
何麟书从此即背瓜田李下之嫌。民国政府基于贵州耆老会所持政治态度，主观臆断贵州旧派有害两代表之动机。当然了，这是不准确的，但是基于一些早已存在的的事实，所以他们这样看待老旧派的问题，也无不可。
而之所以两家之间能够形成这样的局面，实际跟一个词是息息相关的，那是妥协。什么叫做妥协，正解为以独立为前提以底线为原则的适当让步。而因地制宜，事论事的话，亦或者是参考不同的利益关系等等若干的层面来看的话，适当的让步，也可以继续下降为无限制的让步，只要能够形成统一，那么可以无限制的让步，当然了，则必然是存在于双方之间的，如果仅仅只有一方如此，而另一方却依旧不肯松动的话，那么这样的所谓妥协将会是永远不可能出现的局面。
双方的妥协再一次加大了两家之间的合作关系，而且他们的演戏的功夫也真的到家，不然的话，自治党人那些用于监视他们两派之间关系的人，也不会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而认定他们之间的关系已然破裂，到了不死不休的程度，而要不是这样的不死不休的程度，由怎么会出现后来的，两派为求生存，从而相继的开出各种各样的条件，希望自治党能够支持自己方面，打压对手的局面那而要不是这样的局面的话，那么到后来，他们又是如何的将利益关系渗透到那个密不透风的自治党内，是他们之间因为不同的利益目标而出现间隙，到最后分崩离析的那
一切都是因果关系所导致的，而且说起来，两派之人为了重新夺回政权，可谓是煞费苦心，但是他们的付出到最后使得他们得到了回报，那么这是值得的，假如要是他们安排布置一番，用尽了自己的力气，反而非但没有达到自己的目标，而且还陷入了自治党的全套的话，那么恐怕他们要悔恨着死去了，那些耆老会的老家伙恐怕也会被气的一口气不来把自己闷死
唐继尧对贵州的屠杀还未结束，因为自治党的主要领导人尚未伏法，所以这个时候，唐继尧毅然决然的决定，务必将赵德全等人，尽数找出，而后从以他口所谓的严法。
赵德全字纯臣。襄阳人。二十岁入清军鄂军，充排长。1904年调贵州新军，任队官。辛亥武昌起义爆发后，与彭景祥等秘密串连兵士，相机发难，被推为新军临时代表。11月3日，陆军学堂学生首先起义，推杨荩诚为都督，他为副都督，领兵入贵阳城。不久，杨率师北伐，他代都督。1912年2月2日，立宪党人发动政变，举赵德全任都督。
也是说，现在自治党实际意义的最高领导人，是赵德全，而除了赵德全以外，实际，自治党的主要人士还有钟昌祚许阁书李永泰等人。
这样的言辞，这样的章，可以说，已不再是单单针对唐继尧亦或是蔡锷两个人的了，实际这可以理解为是对于滇军对于滇内军民的一种侮辱，或许假如要是许阁书没有这样写，在章的用词更为委婉一些，没有如此激烈的话，或许蔡锷在那个时候，可能下令将唐继尧的部队调回云南，毕竟，许阁书说的没错，虽然对于唐继尧的行为，蔡锷并没有公开的表示支持，可是谁都知道，要是没有得到蔡锷的默许，他唐继尧又怎么可能带着这么多的部队，离开云南那
要真是能够随意的带走这么多的部队的话，那岂不是反了吗还有是如果不是蔡锷默许的话，唐继尧真的瞒着他带走了这么多不对的话，那么不要说蔡锷发现之后会如何，是把手边境的部队，也绝不会任由唐继尧将部队带出了云南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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