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信仰
在清王朝的封建统治时期，佛、道、儒三教共存共荣，宗教文化达到了空前繁荣的程度。其中，作为世界单位内广为流传的一种宗教，佛教也是清朝统治者最早接触到的宗教。在满族入关前与蒙古族的交往中，藏传佛教起到了桥梁的作用，使得满族在信仰萨满教的同时，逐步受到了藏传佛教的影响。在皇太极时期，为了与蒙古部落保持友好关系，盛京先后建立了藏传佛教寺庙，这表明藏传佛教文化已经深入满族人的内心。因此，在清东陵中，佛教文化得到了广泛应用，最具代表性的是石五供和裕陵地宫。在清东陵早期的石五供纹样中，多采用了中原本土的主流纹样杂宝纹，以及一些民间图案如银锭、犀牛角等；同时，也出现了一些藏传佛教纹样，例如佛八宝。然而，由于对藏传佛教的认知较少，石五供须弥座下坊中的佛八宝图案并不完整。在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帝王的统治下，为了巩固清朝的统治，他们总结了满汉两族文化的优缺点，提出了“合满汉如臂使指”的观念，并确定了对汉族文化既吸收又拒绝的态度。康熙中叶以后，为了弱化满汉民族之间的矛盾，加强国家的稳定，采取了“崇儒重道”的国策，并提出了“满汉一体”，这导致满族本身的宗教信仰逐渐汉化。这一现象在满清贵族装饰品味的各个方面中得到体现，例如道家纹样在清东陵昭西陵下坊中的应用。随着裕陵、定陵等石五供的修建，下坊中的道家纹样不断丰富，这也从侧面说明了满清贵族对道家文化的逐步吸收。
士人文化
在明清时期，士人文化逐渐衰落，尤其是在清代更加明显。随着清朝的建立，经济和文化逐渐恢复，资本主义在前代的基础上得以重新兴起，推动了整个社会的发展。文人们开始追求实用的技术研究，而不再像过去那样追求闲情雅趣。这使得雕刻技艺得到提升，商品价值也得以提高，带来商业繁荣。在这一时期，晋商、徽商、闽商、潮商等商帮相继出现，商业越来越兴盛，人口增加，更多的人聚集在城镇从事贸易，进一步推动了城镇的繁荣，也扩大了市井文化的影响范围。此时，在清代宫廷中，崇尚士人文化的风气十分流行，一是满族本身认同中原的部分优秀文化，二是为巩固满族统治而吸收中原本土文化。士人文化逐渐渗透到清代宫廷艺术和统治者的审美观念中，也引起了市民阶层的共鸣而不断流传到市井，慕古风尚盛行。因此，曾在士人文化中流行的纹样成为大众喜爱的纹样，逐渐变得生活化和世俗化，体现了大众精神和审美的提升。而在清东陵的建设中，士人文化也得到了应用，例如定陵、惠陵、慈安陵、慈禧陵的石五供下坊先后出现的四艺纹、博古纹等文人代表纹样。
祭祀文化
清代统治者一直秉持着“敬天、法祖、勤政、爱民”的治国理念，特别重视皇陵祭祀，将其置于国家“五礼”中的吉礼范畴，并与祭祀天地、太庙、社稷等同等对待，称之为“大祀”，并将其制度化，通过法律加以确认，赋予了极高的尊严与内涵。清东陵自始建顺治帝孝陵之后，各种祭祀活动开始次第举行，至乾隆时期，祭祀制度日渐完善定型。清东陵的祭祀活动是清代封建礼制、经济形态和民俗文化的一个缩影。入关后清朝在位的皇帝几乎都会前往清东陵进行祭祀，朝廷也在清东陵举行了众多规模庞大的祭祀活动。例如，每年清明、中元、冬至、岁暮、帝后生辰都会在清东陵内举行大型的祭祀活动；凡遇国家大事，例如皇帝登基、亲政、大婚、立后、战争、凯旋等都会在清东陵举行临时的祭祀活动。这些祭祀活动主要包括大享礼、谒[yè]陵礼、敷土礼等内容。此外，在清东陵陵区还专门设有承办事务衙门、工部、礼部、兵部、内务府等职务机构，负责组织和管理各种祭祀事宜。
建造历程
清朝时期，除了末帝溥仪未建陵寝外，其余的11位皇帝和4位获追尊先祖分葬于今辽宁新宾、沈阳、河北遵化、易县，其中以清东陵的“规模最为宏大、体系最为完备、布局最为规整”。1652年，14岁的少年天子顺治巡猎到遵化境内的昌瑞山上登高远眺，被眼前景象所吸引，说道：“此山王气葱郁，可为朕寿宫。”言毕即投环定穴。从此，清王朝在遵化境内开启了长达两个半世纪的帝后妃陵寝营建活动，即“清东陵”。
清东陵的营建时间贯穿清王朝的兴起与衰落，于顺治十八年（1661年）孝陵工程的筹建开始算起，到慈禧菩陀峪定东陵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重修完工为止，历时长达247年之久，[14][20]主要有“世祖”顺治帝的孝陵、“圣祖”康熙帝的景陵、“高宗”乾隆帝的裕陵、“文宗”咸丰帝的定陵、“穆宗”同治帝的惠陵、孝庄文皇后的昭西陵、孝惠章皇后的孝东陵、慈安太后的普祥峪定东陵、慈禧太后的菩陀峪定东陵、景陵妃园寝、景陵双妃园寝、裕陵妃园寝、定陵妃园寝和惠陵妃园寝等陵寝。
顺治十八年（1661年），孝陵开始筹建并正式动工；康熙三年（1664年），孝陵竣工。康熙七年（1668年），神功圣德碑亭开始营建。康熙十三年（1674年），景陵开始筹建；康熙十五年（1676年），景陵破土兴工；康熙二十年（1681年），孝诚、孝昭二位皇后入葬时，景陵隆恩殿尚在修建之中（竣工时间待考），与此同时景陵纪园寝也随着完工。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康熙皇帝遵照祖母遗命，在风水墙外的大红门东侧建造“暂安奉殿”；雍正三年（1725年），雍正皇帝决定将“暂安奉殿”改建为昭西陵，是年农历二月初三动工，年底建成。在“暂安奉殿”建成不久，康熙皇帝就在孝陵东侧为孝惠章皇后兴建陵寝，即孝东陵，约于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建成（具体的始建时间和竣工期不详，准确年代待考）。
乾隆皇帝即位不久，在景陵东旁为悫[què]惠、惇怡两位皇贵太妃单独修建了园寝（其兴工、竣工日期待考），即俗称“双妃陵”的景陵皇贵妃园寝。乾隆八年（1743年），裕陵破土兴工；乾隆十七年（1752年），裕陵竣工。乾隆十二年（1747年），裕陵纪园寝破土动工；乾隆十七年（1752年），裕陵纪园寝竣工；乾隆二十年至二十七年（1755年~1762年），又进行了扩建。道光元年（1821年），道光皇帝在东陵境内的宝华峪营建陵寝，并于道光七年（1827年）建成，其纪园寝和公主园寝也随之完工。
咸丰九年（1859年），定陵破土兴工；同治五年（1866年），定陵才最后完工，随后纪园寝也相继告竣。同治十二年（1873年），菩陀峪定东陵（慈禧陵）和普祥峪定东陵（慈安陵）同时破土兴工，并于光绪五年（1879年）同时竣工。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慈禧下令将自己的菩陀峪定东陵进行重修，是年动工，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正式完工。光绪元年（1875年），惠陵开始动工；光绪四年（1878年），惠陵正式建成。光绪二年至四年（1876年~1878年）期间，惠陵西侧的纪园寝也顺利建成。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由于惠陵隆恩殿大木构件多有伤折、糟朽现象，不得已只能拆掉重建，重建工程于当年开工，直到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才结束。
被盗历史
清王朝灭亡后，清东陵经历了多次战争和动荡时期，包括军阀混战、日军侵略和抗日战争等。在这期间，清东陵还多次遭受盗劫和抢掠，盗挖程度比清西陵更严重。1928年7月，乾隆皇帝的裕陵和慈禧太后的定东陵遭到国民党第十二军军长孙殿英的盗掘，孙殿英带领他的部队对清东陵进行了七天七夜的持续掠夺和破坏。耆龄的《东陵日记》、陈诒重的《东陵道》、宝熙的《宝熙日记》等反映清代陵寝堪舆、修建情况的私家笔记对1928年清东陵被盗后的地宫状况、地宫清理过程都有详细的记载。1945年9月，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辖东陵的冀东军区15军分区情报队队长张尽忠伙同王绍义等人盗挖了清东陵，致使整个清东陵14座陵寝几乎全部被盗，这也是清东陵开放较多的最大原因。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清东陵文物保管所的成立，中国政府才开始对清东陵进行专项管理和保护。
考古发掘
1977年年底，清理裕陵地宫及修建参观通道等工程完成，次年1月29日，乾隆裕陵地宫对外开放。1979年2月17日，慈禧陵地宫开始清理；同年4月8日，慈禧陵地宫对外开放；同年5月1日，慈安陵对外开放。1981年12月30日，相关工作人员开始清理裕陵妃园寝纯惠皇贵妃地宫。1982年10月，裕陵妃园寝内容妃地宫、诚嫔地宫的踏垛（台阶）因下雨而塌陷，经上级批准开始清理。1983年5月1日，经过清理后的裕陵妃园寝正式开放，其中的纯惠皇贵妃地宫和容妃地宫也正式对外开放。1983年12月6日，清东陵文物保管所打开了慈禧棺椁[guo]。1984年1月4日，5名来自国家文物局的专家经中国国务院批准，对清东陵内的慈禧棺椁进行了清理，并对慈禧尸身采取了防腐的措施。1985年5月1日，裕陵神厨库正式对外开放。1986年11月15日，景陵皇贵妃园寝首次开放。1987年11月19日，景陵皇贵妃园寝正式对外开放。
地理环境
位置境域
清东陵坐落于中国河北省唐山市遵化市西北30千米处，位于河北省东北部，东经117°38’，北纬41°11’，地处京津冀发展地带，在北京、天津、承德、唐山、秦皇岛五大城市的腹地；向东距秦皇岛约190千米，向南距天津市约150千米，向西距北京市区约125千米，向北距河北省承德市约100千米；占地面积约为80平方千米。
气候
清东陵所在的遵化市地处暖温带北缘，属暖温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气候温和，季风盛行，雨量适中，日照充足，四季分明，春季干燥多风，夏季炎热多雨，秋季昼暖夜寒，冬季寒冷少雪。该地年平均气温约为10.4c，其中，1月通常为最冷的月份，最低气温约为7.1c；7月通常为最热的月份，平均气温约为25.4c；极端最高气温出现在1961年6月10日，约为40.3c；平均气温年较差约为32.4c，其中，极端差值出现在1968年12月15日，约为64.3c。该地年平均降水量约为774.5毫米，且降雨季节不均，其中，夏季降水量约占全年降水量的77%；同时，该地降雨量的年际变化也很大，历史上降雨量最多的年份为1959年，该年降雨量约为1224毫米，而降雨量最少的年份为1981年，该年降雨量约为422毫米，相差约802毫米。此外，该地区年均蒸发量约为1643.4毫米，是年均降水量2倍以上。
地质
清东陵位于华北地台北缘的燕山台陷带马兰峪隆起区西段，其南翼为马兰峪斜地层，属于太古界迁西群的变质杂岩，同时还属于太古界迁西群；西侧与茅山镇至下营子镇一线展布南北黄崖关断裂相邻，北有因第四纪活动而断裂的东西向密云喜峰口在兴隆县穿越；受到两个方向构造活动的影响，该地区区域内以北东—北北向线性构造为主，包括层理—片麻理—断层，而南北向片麻理与断层构造次之，属于华北平原构造系统。因此，清东陵墓葬群的地层组成为“以太古界迁西群变质杂岩构成结晶基底，以第四系松散岩类为盖层”。其中，太古界迁西群主要包括暗麻粒岩、辉石黑云斜片麻岩、角闪麻岩和辉石磁铁英岩等中深变质杂岩，这些岩石以互层的形式存在，这些岩层在区域混合岩化和岩浆侵入方面具有显着特征，常形成麻状混合岩或片麻状花岗石，岩层产状呈北东方向，向西侧倾斜，倾斜度一般在50°~80°之间。在清东陵的裕陵附近，基岩的埋深由于山形变化而呈现出北高南低的分布。而清东陵墓葬群主要分布在东陵昌瑞山脚下的冲积相地层和宽阔的东陵前盆中，并以第四系松散层中的全新系统残层土坡和冲积相砂质粘土中夹带砂质碎石、冲洪相砂砾的地层墓葬为主。此外，清东陵地区位于第四纪火山活动时期断裂的中国密云山脉喜峰口南侧，处于中国华北平原地震带与北京燕山平原地震带之间交汇的中国华北平原和北京燕山之间地震带，因此具有强震发生的地质背景，受到临近地区的地震活动影响较大，是一个高发性的大型地震喷发活动区，经历过强烈的地震活动。
地形地貌
清东陵属于低山丘陵地貌，[4]整个陵区沿着燕山余脉昌瑞山而建，[12]位于昌瑞山下，海拔约为123.32米；[11]地处半山区，境内地貌呈现出“三山两川”的特点，平原、丘陵和山地各占三分之一的比例；向北为山顶和后侧高山，向南则转变为盆地。整个陵区以昌瑞山为界，分为南、北两个区域，包括“前圈”和“后龙”两个部分，其中，昌瑞山以南为前圈，是陵寝的所在地；昌瑞山以北山峦起伏，为“风水来龙”之地，称“后龙”。从陵后的长城开始，向北经雾灵山，延伸到承德附近，西端与密云相接壤，东至遵化城。陵区东靠鹰飞倒仰山，南靠金星山，西靠黄花山，北靠昌瑞山，中间有影壁山，位于昌瑞山和金星山之间，更南有天台和烟墩两座山峰相对，形成一个名为“兴隆口”（也称“龙门口”）的险峻陵口，布局宽广，群山环抱，东西两侧还有马兰河和西大河两条大河夹流，贯穿于陵区之中。
水文
清东陵所在地区主要有沙河、黎河、淋河、魏进河等大小37条河流，[12]昌瑞山左侧的河流源自分水岭，从鲇[nián]鱼关进入，向南流入汤河，与吉祥、胜水二峪水汇合，出水门口，最终注入平安河；昌瑞山右侧的河流同样源自分水岭，从宽佃峪进入，通过右水关，达到兴隆口，最终由西注入临河；雾灵山左侧的河流从鸽子堂东部经过毡帽山，穿过石沟进入潘家口，然后汇入三屯营滦[án]河，最终注入大海；雾灵山右侧的河流由石底河西趋杨树沟，进入墙子路，流向潮河，最终汇入通州大河并入海。
清东陵陵区西南侧有西大河，自西北向东南流过，经过陵区后在石牌坊附近流入龙门口水库，而其东侧又有马兰河，也自西北向东南流过，过陵区后经小汤河村、文山村，最终流入沙河。清东陵围墙内外还有若干条其他的河流，这些河流分别处于胜水峪、苇子峪、桃花峪、斑鸠峪、吉祥峪、作口峪、王家峪、独松峪、桂家峪等地，其中较多源自峪中，并入临河。
清东陵墓葬群内的地下水以松散岩类孔隙潜水和基岩裂隙水为主，分布在区内的人工填土层和强风化带内的风化裂隙中，含水层主要为人工填土中极不连续的砂砾石层、粉质粘土夹碎石层及砂碎石透镜体；大气降水是该地质区内地下水的主要补给来源，并主要通过蒸发和地下径流等方式排泄；地下水循环交替强烈，以溶滤作用为主，多形成低矿化的淡水，其矿化度一般为0.5~1.0克\/升；水化学类型则以碳酸钙镁型水为主，其ph值通常在7.0~7.6之间。
生物多样性
清东陵所在地区土质优良，以常青乔木松柏为主的人工森林植被茂密，覆盖率高达71%，同时，景区内植物物产资源丰富，生长着人参、地黄等野生药材，还有小麦、芝麻等多种农作物以及苹果、樱桃等各类瓜果蔬菜。
方位布局
清东陵陵区南北长125千米、宽20千米，在清代时占地面积约为2500平方千米，分“前圈”和“后龙”两部分，以昌瑞山为界，山以南是“前圈”，为陵寝所在地；山以北是“后龙”，属于陵寝风水禁区，到雍正、乾隆时期，“后龙”已经扩展到雾灵山。如今，清东陵景区的管理面积约为80平方千米，四面环山，清代还在此陆续建成了217座宫殿牌楼，组成大小15座陵园。从陵区最南端的石牌坊[h]向北到孝陵宝顶，由一条约12米宽、6千米长的“清代最长神道”——孝陵神道连成，沿途的大红门、圣德神功碑楼[i]、石像生[j]、龙凤门[k]、七孔桥、小碑楼（神道碑楼）、隆恩门、隆恩殿、方城明楼等建筑主次分明，井然有序。
清东陵的诸陵园格局严谨，集中有序，按规制营建了一系列建筑，总体布局为“前朝后寝”，以昌瑞山主峰下的孝陵为中轴线，其余各帝陵主次分明、尊卑有序地按辈分分列在孝陵两侧，并依山势呈扇形于昌瑞山南麓东西排列开来，彼此呼应，辈份低的陵寝距孝陵较远。以背对昌瑞山的角度来看，孝惠章皇后及众多妃嫔的陵寝孝东陵位于孝陵左侧，再往左分别是康熙帝的景陵、葬有康熙帝众多妃嫔的景陵妃园寝和葬有悫惠皇贵妃、惇怡皇贵妃的景陵皇贵妃园寝，再往左前方，是同治皇帝的惠陵，惠陵右侧是惠陵妃园寝；孝陵的右侧是乾隆皇帝的裕陵，再左侧是葬有乾隆帝妃嫔的裕陵妃园寝，孝陵的最左侧是咸丰皇帝的定陵，定陵的左侧分别是葬有咸丰帝妃嫔的定陵妃园寝、孝贞显皇后慈安的普祥峪定东陵和孝钦显皇后慈禧的菩陀峪定东陵；另外，孝庄文皇后的昭西陵位于风水墙外，临近大红门处。
具体分析内部格局，若以昌瑞山和金星山之间的连线为直径画圆，可以发现孝陵及后来营建的各帝后陵寝大致呈扇形聚集分布在这个圆的边上，且以孝陵为中心，只有惠陵比较偏离这个聚集区，而昌瑞山和左右护砂[l]也都大致分布在这个圆的边上。因此，清东陵可以大致视为一个以昌瑞山、金星山为中轴线，以昌瑞山、金星山之间的连线为直径的圆形格局。此外，这条中轴线实际上还可以延伸到更远的烟墩山，而且从昌瑞山到影壁山的距离和从影壁山到烟墩山的距离大致相等。
建筑特征
建筑特色
清东陵在建筑形制、布局、组合、工艺上都有许多自己的建筑特色，主要具有“坐北朝南、神道贯穿、居中当阳、中轴不偏”“经纬组合、高低错落、逐级增高、对比衬托”“因山建陵，人文、自然，动静结合”“前朝后寝，二方一圆，南北排列，三进院落”“左右对称、彼此呼应、均衡布局、主次分明”等五个方面的清代陵寝建筑特点。
清东陵的每一座帝陵都选在陵山之阳的“龙脉正穴”之处营建宝城[]、宝顶，由此向南修筑一条长几百米至数千米不等的神道，并以此为中轴线。陵寝的明楼、隆恩殿等主要建筑均坐北朝南地建在神道的北端，有“居中当阳”之意；而隆恩门[n]、神道碑亭[o]、牌楼门、圣德碑楼、大红门等建筑则依次排开，不仅有层层拱卫主体建筑的作用，而且还有“突出中心、强化皇权”的寓意。
清东陵陵寝的建筑布局遵循着一定的规律和形式，各建筑按照“一纵一横、一低一高”的方式排列，纵向建筑的后面必定是横向建筑，而横向建筑往往是主体建筑，比相邻纵向的陪衬建筑更高大，这样的交错布局形成了大小交替的效果，相互之间形成了对比和衬托；而从侧面看，建筑的高度变化又会呈现出低—高—低—高的“波浪起伏”形式，又由于陵寝地势的南低北高，主体建筑更高大，因此南至北的波浪式轮廓线有时会呈现出逐级提高的阶梯式曲线，同时，正视前后排列的横向建筑，屋脊的高度也会呈现出层次分明的阶梯状，从而，最终呈现出了“纵横交错、高低错落、逐级增高、互相衬托”的格局。
清东陵利用山形地势营建陵寝，并借用水流架桥增添“灵性”，流动的河水与静止的景观结合，利用自然环境衬托出古建筑群的特色，构成“天人合一”的景观。[12]清东陵符合清代帝陵“前朝后寝”的基本建筑形制，及由前至后纵向排列“二方一圆”的三进院落。陵寝门以南为“前朝”，是祭祀活动的场所；陵寝门以北为“后寝”，为已故帝、后奉安的宝顶、地宫。[12]此外，清东陵陵寝的石像生、华表、朝房、班房、下马碑以及东、西配殿等次要建筑都是成对建造且外形一致的，同时布局均衡、彼此呼应、主次分明地以神道为中轴线左右对称排列，从而形成了“平衡、稳重、庄严、圆满”的特点。
建筑思想
清东陵作为清代帝王陵寝建筑，不仅体现了当时社会最高等级的丧葬观念，而且也显示出封建统治者所宣扬的神本思想、伦理道德以及天人关系等思想。其中，主要反映“天人合一”和“道法自然”宇宙观的堪舆学思想在陵寝选址的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而具体表现为尊卑主宾的礼制和昭穆制度的封建伦理意识在陵园的建构方式上具有指导作用，最后，还有“因山为陵”的神本思想等。
堪舆学思想及天人关系
清东陵的选址和布局遵循了堪舆学思想，“堪”指“天道”，“舆”指“地道”，“堪舆”则是指研究天道、地道之间，特别是地形高下的学问，即“风水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精髓为“在以人为本的前提下考察周边环境，从而寻找到一种适合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人居环境”，主要思想基础就是中国古代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为大多数思想家所宣扬的“天人”宇宙观[p]以及“天人合一”思想，这对于包括清东陵在内的清代各帝陵陵寝的选址和布局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清东陵的设计者运用中国独创的风水理论，“遵照典礼之规制，配合山川之胜势”，其风水格局充分体现了“龙砂穴水无美不收，形势理气诸吉咸备”的中国传统文化理念，其“群山环绕，众水环流，堂局平坦开阔，坐北朝南，北高南低”的环境客观上就充分体现了“天人合一”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