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辩在太学留下的策试之法终于迎来了开花结果的一天。
对于刘辩借着五州的基层官吏以辞官的方式威胁朝廷的机会，要求在郡县通过策试的方式不论出身选拔基层小吏，总体上朝臣们的反对声音很小。
偶有反对的，也是以德行之类的理由。
总体上，朝臣们也怕对抗刘辩的要求会被天子疑心与某些无君无父之人勾连。
那些辞官之人远在地方，他们可都在雒阳，而且大都一家人整整齐齐。刘弘的殷鉴不远，他们可赌不起。
至于州郡以策试取吏的危害？且不说策试还未涉及到郡吏这一层，就算涉及到了，又能怎样？
害怕自家子弟通不过策试？不存在的。经学，从来都是阀阅豪族的立身之本。
总有些人将科举的功劳挂在兆古一帝身上，夸大科举对于世家门阀的削弱作用，甚至认为兆古一帝因为设立科举制违逆了世家门阀的利益，所以才遭受的背叛，全然无视了兆古一帝在时对于参与科举资格的限制。
实际上，哪怕是终唐一代，科举仍是官僚与世家的欢乐场。
唐代进士中出身有史可考的，寒门仅占15.9，虽然时代背景不同，可这份数据比起汉代孝廉的24.4还是差了不少。
唐代科举制削弱世家大族的作用与其说体现在考试内容上，不如说是在考试地点上，尤其是进士科，因为“投卷”的存在，考生们提前从家乡赶到长安久住几乎成了潜规则，考上之后进士们也无法回到家乡为官，所谓“少小离家老大回”便是如此了。
将世家最杰出的人才与其家乡在地理上分开，这才是科举制最重要的影响。
而寒门子弟能够真正在科举上发光发热，还要等到宋朝。
总体而言，刘辩的谋划很顺利的开展，尚书台很快就梳理起了执行方案。
但对于选拔县吏和乡吏是否需要到州一级的策试，尚书台仍有些疑问。
为此，尚书仆射盖勋带着一些不同意见拜见了刘辩：“陛下，昔日取县吏及乡吏，多是县令县长之权，往往县中长吏考察完品行才能之后，便可予以上任。若至郡中考核，部分县治虽远，却远地有限，可若是再算上州中，其中的路途之远，时间之长，须得慎重。”
刘辩也知道自己一个人的考虑必然会有粗疏之处，遂询问道：“卿有何策？”
盖勋说道：“以臣愚见，以两次策试取吏并无不妥，毕竟此前太学生已经经过一轮擢选了，只不过应将第一次策试放在县中，第二次放在郡中为佳。”
刘辩最初的想法是担心郡中谋私，多加一道州中的策试流程，就意味着多一层保险。否则，全由郡中决定，岂非将原本就被郡中侵占许多的县乡权力进一步交给郡国？
可盖勋的解决方案并未涉及到刘辩的关切之事，刘辩遂问道：“如此，郡国权力是否过大了？”
盖勋当时在尚书台中与内臣们讨论过这个问题，不假思索地答道：“陛下此前有意重振郡国之学，还特意遣前将军至各郡国巡视，收效甚好。臣与尚书台众臣商议，私以为不若以郡国文学参与到第二次策试之中，以显重视，而以郡中监察从事督之，州刺史亦有权察之。”
“至于首轮策试，则由县中判定，并限定名额，至于郡中，则主要探查有无弄虚作假者，少行黜落之事。如此，避免郡中过度插手县中之事，无需忧心郡国继续侵占县中之权。”